“我们采集的种子，也许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已故“时代楷模”、复旦大学教授钟扬如是说。在上海，钟扬的音容笑貌已然定格，而种子的故事依旧不断续写。

  11月3日，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揭晓，来自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的罗利军，凭借“水稻遗传资源的创制保护和研究利用”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这是时隔8年后，中国农业界在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评选中再次获得一等奖。令人称奇的是，这个关于水稻的一等奖来自上海这样一座国际化大都市，一个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水稻主产区。

  少年负箧离故乡

  1961年，罗利军出生于湖北省崇阳县，那里是“秋收起义”的发源地之一。他属牛，今年正好60岁。

  1978年是高考正式恢复的第二年，9月底，罗利军收到华中农学院（后改为华中农业大学）农学系录取通知书。“为什么报考农学系？那时候我还小，不懂事，听从了班主任的建议，糊里糊涂报名的。”罗利军笑道。

  罗利军说自己“胆子大脸皮厚”，上了大学才学英文，从ABCD念起，从不服输。由于历史原因，罗利军的同班同学年龄差距很大。电视剧《大江大河》中，男主角宋运辉叫室友大叔、二叔、三叔，让罗利军感慨万千。大学班长比罗利军年长16岁，参军当过排长，复员后担任过小学校长。“晚上10点熄灯后，我还闹着要出去玩，班长一把就抱起我往回跑。”罗利军说，班上有许多“老大哥”，他们的经验与处事方式，帮助自己迅速成熟。

  1982年，罗利军从华中农业大学毕业，分配到武昌县农业局，从事了一段时间杂交水稻推广工作。与农民同吃同住，他才真正开始接触农民，了解农民的生活不易，“原来即使是80年代的农村，农民填饱肚子都困难”。

  一年后，罗利军考研回到华中农业大学，师从谢岳峰教授，进行云南稻种资源的研究，先后前往云南、海南、广西实地考察。天南海北奔波间隙，他还开设了农业青年致富途径培训班，收了一千多位农民学生，写了四十多万字的指导手册，希望为农民致富引路。

  在海南南繁基地，23岁的罗利军认识了年仅18岁的同乡少年余新桥。只有初中学历的余新桥，从此跟随罗利军，一步步深造，成为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研究员和国家“863”课题首席科学家。

  尽管年龄相差不大，余新桥一直尊称罗利军为“罗老师”。在他看来，罗利军重情义，个性鲜明，直来直去，讨厌形式主义。为了培育水稻良种，他们一起寄居农家柴屋，生活条件艰苦，晚上睡觉时，老鼠放肆地跑到床前撕咬被褥，吱吱作响。

  “下田辛苦吗？”罗利军摆摆手，“根本就不是，我觉得在田里白天忙活，大汗淋漓，晚上洗个澡，和大家一起打牌聊天，最快活了。”数十年间，罗利军在泥土上扎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最终走出一条水稻良种培育的全新道路。

  申城筑巢引凤凰

  1986年，罗利军硕士毕业，进入地处杭州的中国水稻研究所，被分配到品种资源系。十余年间，他一边收集研究水稻种质资源，一边培育新品种，育成亚种间杂交水稻超高产新组合“协优413”，并主持“水稻广亲和资源鉴定、评价和利用”项目，获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正当罗利军在中国水稻研究所的事业如火如荼时，上海一场大雨悄然影响了他的人生轨迹。1998年6月，没膝大水淹没了上海市农科院周边的试验田，许多珍贵资源就此湮灭。这也促使时任上海市农科院院长潘迎捷和在场老科学家提议建造种质库，保护几代人的科研成果。

  2000年，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库立项，总投资4000多万元，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科技方面三项投资额度最高的项目之一，跻身当年上海市十大项目，与巍峨跨越黄浦江的卢浦大桥相并列。2002年基因库大楼建成，外形仿若优美的“诺亚方舟”。“筑巢引凤”的想法成了一半，只欠愿栖梧桐树的凤凰了。

  经专家介绍，潘迎捷前往中国水稻研究所拜访罗利军团队。此时罗利军已成为博士生导师、国家跨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要从“国家队”到“地方队”，又要离开自己生活多年的杭州，罗利军颇为犹豫。潘迎捷等上海相关领导“八顾茅庐”，去杭州与罗利军面谈，答应将他的整个团队11人一并引进，罗利军最终答应。

  依据罗利军的建议，原定“上海农业生物基因库”改名为“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在原本只做基因资源收集保存的基础上，增加对基因资源的研究利用。

  “我们搭建了舞台，但演员在舞台上的成功，还是源于他们自己的努力。”潘迎捷如此总结。多年后，潘迎捷自豪地拍着罗利军的肩膀说：“你选择上海是正确的。”

  一颗种子一世界

  走进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一进门便是2002年建设的科普基因园，园中的科普脚本是罗利军自己写的。“罗老师不是书呆子，我觉得他既是自然科学家，又是社会科学家，他所选择的工作方向，能够与国家发展趋势紧密结合。”中心主任龚丽英说。学法律出身的她，来到基因中心从事行政工作后，专门念了罗利军的研究生，如今对于种质资源保护知识信手拈来。

  水和粮食，是人类生存最重要的基础，建立种质资源保护体系，提供研究材料，是为子孙后代谋福利。纵观全世界，许多国家早早认识到建立种质资源库的深远意义。英国有“千年种子库”，挪威有建在地下的“世界末日种子库”。过去美国、英国、日本种质资源保护工作比较先进，如今，中国在这一领域的话语权正在逐步上升。

  20年来，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筚路蓝缕，建立起一座低温低湿库，可保存30多万份种质资源。种质资源经过清洗、消毒、熏蒸等处理流程，封入银色密封袋，分门别类放置在一排排保存架上。整间低温低湿库，仿佛一座装满种子故事的图书馆，提醒着每一位来者，“一颗种子一世界”——面对大自然，人类应当始终保持敬畏和谦逊。此外，中心还建有超低温库，将基因资源保存于零下196℃的液氮储备罐中，可保存5万份以上。

  罗利军对种质资源收集研究充满热情。外出考察时，别人拉着他东逛西逛，他都兴味索然，一到卖米的集市，他立刻两眼放光。“国家也想做，自己也想做，老天爷也让你做，这多舒服啊。”百般辛苦，在他看来都是幸运。罗利军视稻种如命，余新桥回忆，有一次他们在浙江乡村工作，忽然强台风来袭，罗利军不顾危险，径直跑进田里抢收稻种。

  谈到种质资源保护，不能不提已故的“时代楷模”、复旦大学教授钟扬的“种子精神”。罗利军与钟扬情谊深厚，钟扬是他儿子儿媳的研究生导师和证婚人。说起钟扬，罗利军充满怀念之情。他说，钟扬活得非常潇洒，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快意人生，“我们在北京吃涮羊肉，他上来就说：‘我要吃八盘！’把服务员吓了一跳。”2015年，年仅51岁的钟扬在工作途中不幸意外离世。如今，钟扬收集的部分藏药资源，就保存在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的基因库里。

  秋收万里稻花香

  除了种质资源方面的贡献，罗利军还开创了节水抗旱稻这一新类型。这是一种富有想象力的改良：将旱稻节水抗旱的特性嫁接到水稻上，“组装”出节约大量水资源、对土质要求不高、产量相对不错的“高性价比选手”。

  大约从1995年开始，罗利军便在思考，由于中国70%以上耕地是中低产田，实际生产中想再提高水稻产量，实在太难。1998年3月至4月，在国际水稻研究所进行合作研究期间，罗利军在图书馆查到一篇文献，“看了这篇文章，当时我就惊呆了。”文章显示，当时农业用水占全中国总用水量的70%，其中水稻用水占农业用水的70%，而那时水稻的研究主攻方向仍是提高亩产。合上文献，罗利军深感现有水稻品种抗旱性差，生产用水太多，但中国淡水资源严重匮乏，水稻发展必将受淡水资源限制。

  联想到10年前在广西田林考察时看到的深山旱稻，老百姓清明节前放火烧山，撒下稻种，不闻不问，秋天也能有一定收成，罗利军灵光一现，于是他萌生了从超高产育种转向旱稻育种的想法。

  能不能成功？突然改变研究方向，要冒巨大风险。好在罗利军并非因循守旧之人，“要是拘泥一格，什么事情都办不成。”

  实验室研究表明，人类种植的稻子是从野生稻先进化成旱稻，再进化成水稻。要育成突破性的品种，核心仍然是种质资源。罗利军团队找到合适的高产优质水稻，与抗旱性强的低产旱稻杂交，经过许多周折终于育成节水抗旱稻。

  节水抗旱稻的重要特征是根系非常发达，干旱时会自动卷叶，减少水分流失。节水抗旱稻改变了传统水稻生产长期淹水栽培方式，采用旱种旱管等轻简化栽培模式，大幅度降低灌溉用水和农药化肥使用量，减少面源污染与稻田温室气体排放量。

  2010年，罗利军主持完成的成果“节水抗旱稻不育系、杂交组合选育和抗旱基因发掘”获上海市技术发明一等奖，三年后，“水稻抗旱基因资源和节水抗旱稻的发现与创制”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目前，全国节水抗旱稻年栽种面积达200多万亩，平均亩产500多公斤，在水田进行直播旱管能超过650公斤。

  “常规的东西大家都能做到，做好了就是很好的技术；但是非常规的机会不是每个人都能敏锐抓住，这才是科学。”基因中心副主任陈亮说，罗利军作为优秀科学家的素质令人敬佩，同时他的组织管理和统筹能力也很强，才能带领团队，将节水抗旱稻这一设想转化为现实。

  传道授业美名扬

  “学生开题报告最重要，我肯定要去。”对罗利军来说，除了科研，最看重的便是学生。已经有一百多位学生从他的实验室毕业，他希望每个人都有一技之长，足以安身立命，而不是仅仅完成实验室的任务。

  刘国兰是罗利军的学生和下属，她笑容灿烂，外号“铁娘子”。黝黑的皮肤，是她常年穿梭于田间地头选种育种，阳光赠予她的勋章。她说，熟悉的同行都叫她“黑妹”，见面还会调侃：“黑妹，你好像变白了，是不是最近下田少了？”

  考研之前，刘国兰害怕女生在水稻领域不太受欢迎，怯生生地问罗利军：“我是女生，可不可以读您的研究生？”罗利军鼓励她：“没关系，你报名吧，只要过了分数线，大家公平竞争。”刘国兰果然争气，读完硕士又读了博士，格外能吃苦耐劳。

  “刀子嘴、豆腐心”，不少接受采访的学生都这样形容罗利军。在学术问题上，他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骂起学生来毫不留情面，不少学生都被他骂哭过。但他又很关心学生，无论学业还是生活，他总是尽可能帮助学生。学术之外，他对学生和下属温和宽容，平易近人，没有架子。聊天时，他很自然地给大家泡茶、端来零食。

  基因中心副主任刘鸿艳说，她曾经负责为罗利军申请一个重要的人才项目，然而连续两次评审，都因为材料有缺漏而没有通过，导致罗利军与项目失之交臂。刘鸿艳为此很自责，但罗利军却什么都没说。

  作为学生，罗利军对恩师谢岳峰十分感佩。谢教授去世时，子女在国外，是罗利军赶到武汉为他料理后事，而且几乎每年都带领自己的学生去武汉为恩师扫墓，仔细安排每届学生照顾师母，直到10年后师母离世。

  “最近几年，我的脾气改了好多。”随着年龄增长，罗利军觉得自己性格有所改变，过去他为下属争取福利，敢和领导拍桌子，“现在我大概会换种比较缓和的方式沟通”。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大道自然”书法作品，这也是他偏爱的人生哲学。

  近几年，身为市政协委员的罗利军，致力于为上海农业发展出谋划策。在他看来，上海的180万亩农田无法以量取胜，但是可以以质惊人，应当在维护城市生态、产生科学技术、扩大农业产值三大方面精耕细作。

  罗利军的科学成就也走向世界，帮助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节水抗旱稻的推广和应用，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在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地表现优异，还走出国门，在乌干达、肯尼亚、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以及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等亚洲国家生根发芽。

  “来世上走一遭，我希望实实在在留下点东西。”这是罗利军作为一位赤忱的科学家，最朴素的愿望。